概而言之，通过设立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将老一代的权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用法律来约束，就应当成为构思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在权威和权力之间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
[18]然而，现行立法并未确立对于安全评审意见的异议机制，使得此类质疑难以通过制度管道，对相关管制过程产生规范性的影响。（5）申请人依照安全证书要求开展工作，并履行其他法律义务。
5.安全评价结论的拘束力不明确 尽管安全评价是转基因安全管理的核心，但是其对于其他管理过程究竟具有怎样的拘束力，立法并未予以明确。专家知识不再是一件如同神圣的圣衣一般的保护装置，其必须通过令人信服的说明理由过程表达出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回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性质问题。即使没有密切介入行政管制规则制定过程的利益相关者，也能够根据行政决定作出的科学信息，以及行政机关的逐步解释，来判断行政机关的管制决定是否存在科学根据。但是，转基因政策困局的破解，绝非仅仅是科学普及所能化解，其根源仍在于转基因安全评价的可靠性，以及转基因政策中的科学因素与政策因素的剥离。
最后，其试图监督信息质量争议的解决，使得SC1会影响这些争议的结果!但是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早在2009年8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就获得了农业部门颁发的安全证书，但一直未获准进行商业化种植。如果借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概念，此类案件解决的是居留权的覆盖范围(coverage)，而不是居留权的保护程序(protection)。
⑤ 功能分区的解释并不意味着第24条诸款在基本法体系内是功能等价的。(1)香港终审法院认定居留权是一种核心权利，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居留权在基本法的权利体系中是一种优位权利。(二)第24条的历史情境学 香港基本法在1990年4月4日通过，同日公布，但它的实施还要经过一个长达七年的预备期，要等到1997年7月1日，即中英《联合声明》确定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时刻。(19)关于先定承诺的宪法学分析，可参见Stephen Holmes,"Precommitment and the Paradox of Democracy", in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Ed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4-240. (20)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在1987年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即香港永久性居民按本法有关规定组成。
(14)正文所说的只是理论上可供选择的菜单，在香港法院的司法学说中，终审法院认定居留权是一种核心权利，因此对限制居留权的措施应作仔细研究，这一表述接近于严格审查。(27)唯一一处具有法律效果的改动，就是六种类型中的第四种，增加了非中国籍人应当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
本文在此主要讨论如下三种原因。第三条道路的命题认为，第24条所规定的居留权无可否认是一项基本权利，也许确如香港法院所示，可以构成一项核心权利，到此为止，香港终审法院的学说并无错误，但问题是不能就此认定第24条是应予宽松解释的人权条款。在自觉区分两种居留权案件后，重读有关第24条的法律诉讼即可看出，通常所谓的居留权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第一种即为了居留权的案件，只有吴嘉玲案中以吴嘉玲为代表的类型才构成了关于居留权的案件，其所提出的是居留权能否以及基于何种理由可以加以何种程度的限制问题。居留权案在基本法研究中不是无人问津的领域，在此问题上已经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文献，但为什么没有从宪法学理上提出两种居留权案件区分的命题，反思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化前文的论述。
法学者在面对基本法实践应当意识到，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相应的，其理论化的工作也需要有创造性的心态。如果要讨论第24条改变了什么，正确的提问方式应当是，设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只是没有了第24条(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第22条第4款)，情况在香港回归即基本法实施后会有何不同。她们在香港回归当日并非通过入境管理站进入香港，根据在1997年7月10日通过、但将效力回溯至香港回归时的第3号《入境条例》，即便港人内地子女在回归后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居港权，但其入境并且定居香港仍要遵守现有的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出入境管理制度，需持有发予他的有效旅行证件，和同样是发予他并且附贴于该旅行证件上的有效居留权证明书。四、第24条解释的历史批判：基本法的变与不变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如何理解第24条的法律性质，它是香港终审法院在居留权案件中经由普通法解释方法认定的人权条款，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原旨主义导向的释法中所确定的移民管制条款。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的释法已明确了第24条第2款的立法原意，防止内地大量人口涌入香港，以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并未认真对待这一解释，此判决造成了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潮，双非子女的身份问题因此成为香港社会的分裂议题。③ 第二种学说并不否认居留权作为基本权利或核心权利的定位，但它没有因此认定第24条是一条应得到广义解释的人权条款。
(3)另外60个在以下五类人士中进行分配，分别为不论两地分居时间的配偶、内地无依靠的儿童来港投靠亲属、内地居民来港照顾无依靠的父母、内地无依靠老人来港投靠亲属、来港继承直系亲属产业的人士。美国最高法院在斯考特诉桑福德案中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由此引发的政治反应将美国拖入了一场内战。
Gladys Li, SC,"Immigration and the Bassic Law: Conjugating the Concept of the Hong Kong Permanent President", in Johannes Chan and Bart Rwezaura(Eds.), Immigration Law in Hong Kong(Hong Kong: Sweet Maxwell, 2004), p. 82.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的释法中特别指出，筹委会意见是对第24条立法原意的阐释，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2.筹委会的实施意见 1996年8月10日，筹委会在其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法律小组实施第24条第2款的意见，由此可见在香港回归过渡期的中后段，特别是回归前夕，第24条的实施问题就已进入了决策者的议程。Tam Nga Yin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1, 4 HKCFAR 251, pp. 261-264. (39)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2001), 4 HKCFAR 211. (40)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判决对人口状况的影响，在判词内，法院引用了入境事务处给出的数据，表明在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在43个月内仅有1991名庄丰源类型的子女。在掐头去尾之后，第24条留下的就是作为其主体的第2款和第3款，此两款占据第24条全篇的约四分之三，也是形成实质性争议的所在，以下对此两款进行概要剖析。(3)不得向他发出递解出境令。(24) (三)第24条的立法原意解释 立法原意的探求是基本法解释的常用方法。
就此而言，陈锦雅虽然是港人在内地的子女，但其父母在其出生时均非永久性居民，入境事务处因此依法否定了陈锦雅所代表的并非出生时港人内地子女的居留权申请。第一种类型见于第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
而这13次出现又可进一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总则章第3条的初次出现。也如前述，预委会的研究以及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立法会所制定的入境管制条例有很大影响。
(第一款：序言性条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基本法实施后，一国两制的学说开始转化为经由基本法语言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其中蕴含着宪法学者可以发掘的理论富矿，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去盲目地追寻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关于权利的外部性，可以参见Duncan Kennedy,"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 41 Maryland Law Review 4(1982), 563-658; Anthony Kronman,"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92 Yale Law Journal 5(April 1983), 763-798. (13)关于限制的限制命题，可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基本法学者不能躺在前辈学者尤其是基本法起草者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要以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态度去重读基本法起草的政治过程，又不能在香港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面前妄自菲薄，一心一意做学生。这种学说可见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针对吴嘉玲案和陈锦雅案的释法决定。例如，吴嘉玲姐妹此前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在香港回归后就根据该项成为永久性居民。
(63)艾敬：《我的1997》。香港基本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香港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无法运用公民概念，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第24条实施的独特性以及对其理论化的困难。
在吴嘉玲类型中，《入境条例》所要求的居港权证明书和单程证，显然构成了对在香港入境的一种实质性限制。⑩谁是我们，即Who Are We，是任何一种宪制性文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在一般宪法内通常会落实到公民资格(citizenship)条款的规定。
(11)就此而论，第3款作为授权性条款，完全可以在操作性条款即第2款后另起单独一条加以规定，其体例如同第26条的结构，由此很有可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混淆和误会。有关第24条的基本法诉讼，由于起因于诉讼人争取居留权的动机，长久以来被统称为居留权案件。
(66)这是邓小平这位一国两制学说之父对香港基本法文件的高度评价。(2)连续七年应如何计算。(54)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 34。本小节主要讨论两个有关外籍人主张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判例，这两个判例与日前刚终结司法过程的外佣居港权诉讼一样，都是为了居留权的案件：诉讼人提起基本法诉讼是为了争取在港的居留权，但诉讼提出的基本法问题还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资格问题。
而在文本结构上看，第24条的四款内容分别承担着四种不同的功能(第48条虽然字数更多，但只有一款，仅是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13项职权的列举)。而之所以第24条通常被定位为人权条款，在于解释者未能自觉把握在基本法所承诺的法制连续性背后所发生的宪制革命或根本规范转移。
问题在于，居留权本身是要通过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确认才能得出的结论，但在香港法院的推理中却不自觉地成为事先预设的前提，控制着法院对第24条的解释过程。因此，一旦第24条的解释考虑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宪政之变，那么第24条非但没有扩充有权居留香港的中国公民，反而是在限制内地中国公民自由进出香港。
在此功能分区的视野内，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学说分歧一定程度上是关公战秦琼：香港终审法院咬定第24条为人权条款，所依据的是作为授权性条款的第24条第3款。第二种他称之为地球社会主义：所有人都是一个全球国家的成员，而成员资格将进行平等地分配，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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